继二十国集团在华盛顿峰会达成了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共识之后，刚刚在秘鲁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这一改革共识进一步扩大到APEC21个成员。从G20峰会到APEC会议，在国际社会日益增强的改革呼声中，饱受争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再一次被推到改革的风口浪尖。

    分析人士指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要求IMF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但收效甚微。此次适逢全球联手应对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为改革IMF带来难得的契机。改革IMF的一个必要步骤就是增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与其在重大国际经济金融事务协调中发言权的缺失形成了明显对比。统计显示，目前发达国家在IMF的发言权比例为57.9%，其中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是IMF份额和发言权最多的5个国家，仅美国所占份额和投票权就分别高达17.674%和16.732%。

    相比之下，中国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分别为3.997%和3.807%，印度为2.443%和2.338%。中国和印度在该组织的代表性分列第六位和第十二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发展中国家发言权的缺失背后，反映了美元霸权地位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本质依然是美元本位制，而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令这一体系缺陷进一步暴露。

    李扬指出，这种不平衡性的一大表现是IMF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沦为“富国俱乐部”，长期以来世界金融体系的“游戏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缺乏全球参与的民主性，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声音被忽视。

    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孙杰对记者表示，在IMF扩大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是向一个更合理的国际经济磋商机制转变的必要步骤，这个过程是必要的，可以更大程度地发挥IMF的作用。

    作为当今世界两大主要国际金融机构，IMF和世界银行都是伴随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而诞生的。成立于1945年12月27日的IMF主要宗旨是维护世界货币市场的稳定，其中一种手段是向货币受到冲击的国家发放短期紧急贷款，以维护全球体系的汇率稳定。

    然而，1976年牙买加协议承认各成员国试行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崩溃，IMF的根本性任务遭到动摇。随着IMF功能与地位的逐步下降，取而代之是G8主导世界话语权的格局，这一格局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新兴国家在重大国际经济金融事务的协调中几乎没有发言权。

    孙杰认为，近年来中国等新兴国家实力逐步增强，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外汇储备已接近2万亿美元，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额达到5.5万亿美元，占据了世界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在整个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格局发生的变化的情况下，各国在IMF份额的大小已经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的变化，需要不断做出调整。

    此次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让全世界意识到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尽管拥有2500亿美元的总资金量，但在庞大的救援资金需求面前IMF正面临资本缺乏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IMF总裁卡恩明确表示，“如果考察明年经济增长预期，就会发现全球经济的增长动能全部来自新兴市场，因此支持这些国家扩大发言权是公平的。”而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峰会上也公开表示，IMF和世界银行必须进行改革，必须扩大发展中国家在两机构的投票权和代表性。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利马举行的2008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再次强调了中国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议，明确提出应增强国际金融机构防范金融风险的全球责任，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院袁钢明认为，扩大中国代表权有助于制衡发达国家，保证世界货币体系的安全、合理和均衡，防止更大风险的发生，使政策更加公平。但目前由于美国在IMF重大议题决策上仍具有 “一票否决权”，同时投票权多少仍取决于出资额，因此增加新兴国家投票权并非易事。

    值得欣慰的是，此次世界金融危机中，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求援，IMF已经从亚洲金融危机时因贷款条件苛刻导致受援国经济后退的错误做法中吸取教训，正在不断降低贷款门槛。从其近期对乌克兰、巴基斯坦等国的救援行动已经表明了这一动向。

    谈及IMF未来的改革，袁钢明说，从G8到G20，世界经济格局主导力量的变迁迈出了改革全球金融体系的成功一步，但这还远远不够，未来的改革道路依然漫长。